纪念文集｜邵敬敏：《中国语文》伴我追逐汉语梦

《中国语文》伴我追逐汉语梦

邵敬敏  暨南大学

    《中国语文》作为中国境内最享有盛誉的一本顶尖语言学杂志，在我追逐汉语梦的征途中，不仅是一位亲切的严师，更像是一个贴心的战友。不过，与其说是“亦师亦友”，不如说是我命中的“贵人”。一本杂志编得好不好，关键在于人，在于编辑的眼光和为人，在于他们对事业的忠诚以及对作者、读者的热情和帮助。当我年迈之时，回忆起跟《中国语文》的交往时，最最让我感到感动难忘的是跟编辑部诸位先生的深情厚谊以及他们无私的奉献。
一  饶长溶先生的信任与提携    20世纪80年代初，我尽管开始在语言学界初露头角，也在《语言教学与研究》《汉语学习》《杭州大学学报》上发了几篇论文，特别是在当时极为活跃的《语文导报》上刊登了好几篇有关汉语语法研究的综述或评论，但是，让人非常遗憾的是，还没能在大家最看好的《中国语文》上露面。做汉语研究的，哪个不想在《中国语文》上发文章？我当然也不例外。没想到，1986年，那年对我而言，是个幸运之年，是个机遇之年！机会突然不期而遇，从天而降……    那年给我提供了两个做梦也想不到的好机会：第一个机会，9月我参加了在华中师范学院举办的“首届青年现代汉语语法研讨会”(即“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前身)，并且应东道主萧国政与李宇明之邀，作为全体会议代表的代表在大会开幕式上表态致辞，也就是在全国青年语言学家面前亮了一次相。第二个机会更是出乎意外。那是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中国语文》饶长溶先生约我谈心，他温文尔雅，笑容满面，跟他谈话，就像沐浴在冬日阳光下，感到说不出的亲切与温馨，身心都暖洋洋的。聊着聊着，忽然他提出想约我为刚刚出版的《语法研究和探索》（二）写一篇书评。我知道那是“现代汉语语法讨论会”的论文集，是语言研究所和《中国语文》杂志主办的，作者都是我的师辈学者，还包括我特别尊敬的吕叔湘先生与朱德熙先生。我一个刚出道不久的后生小辈，能对他们的论文“评头论足”吗？饶先生显然看出我的惴惴不安，开导说：“没关系的，学术研究面前，人人平等。这些年，你不是写了不少关于汉语语法研究的评述吗？好几个人推荐你呢，你有啥说啥，不必顾忌。”说到这里，我自然就不便推脱了。当时我还真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居然说：“能不能满足我两个要求：第一，不要给我定调子；第二，给我批评的权利。”没想到，饶先生听完宛然一笑：“这两条都没问题，尽管大胆写。”最后，这篇书评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发表在1987年第3期上，这也是我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直到现在，我还是非常感谢编辑部的青睐，非常怀念饶先生的宽容与厚爱。显然，这也是编辑部考察培养青年作者的一种特殊方式，就看看你有没有底气与眼光，有没有勇气和胆略。二  两大高手：侯精一先生与徐枢先生    21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几乎每次去北京开会或出差，总是准备到语言研究所去转一转，至于《中国语文》编辑部，那是必须去拜访的。编辑部的成员，可以说没有不认识的，我也熟门熟路，快人快语，不论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是朋友。主编侯精一先生是我北京大学的校友，说起来也是我的师长了，可他一点架子都没有，看见我总是亲切地叫着：“敬敏，敬敏！”他人高马大，国字脸，英俊潇洒，外形很像当年著名的上海电影演员达式常，我们常常没大没小的跟他开玩笑，他则宽厚地笑笑，从不生气。侯先生是平遥人，对晋方言特有研究；他还身兼“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引领学会的发展和活动；他为人宽厚，特别能团结大家，对我们这些小字辈更是关爱有加。    记得那年我的《比字句替换规律刍议》正在编辑部审稿，侯先生看到我就打趣说：“敬敏，你这篇文章那么多的替换格式，把我都看晕了！”我一听吓了一跳，以为拙文不入他的法眼，马上询问：“发现什么问题？行不行？”侯先生哈哈一笑回答：“问题倒是没有，只是读起来比较费劲。”当然，批评是批评，最后还是发表了。90年代，我连续在《中国语文》发表了好几篇研究论文，涉及名量词与动量词跟名词与动词的双向选择，还有疑问范畴研究，句式探讨，都得到了《中国语文》编辑部几位先生无私的帮助。    另一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徐枢先生，《中国语文》的常务副主编。他大概是身材太高了，跟我们说话，不得不低下头，显得有点儿佝偻。他说话声音轻声细气的，但往往眼光独到，一针见血。大约是1994年吧，我在南开大学参加第七次现代汉语语法讨论会，会议休息时，徐先生叫住了我，专门对我在会上报告的论文《“怎么”疑问句的语法意义及功能类型》说了自己的看法，提醒我：“当‘怎么’询问原因时，是不是可能有‘实用’和‘虚用’两种功能的混合？”尽管只有几分钟，但显现出他对汉语语法的独到见解，语重心长且又和风细雨，让我受益匪浅。后来，该文修改后收录在《语法研究和探索（七）》中。三  老乡关淦兄前瞻性的建议    当时编辑部的施关淦先生相对而言，还比较年轻，比我大了5岁，个子也比我高那么一点点。跟我算是大老乡（他是浙江富阳人，我是浙江宁波人），还有一层关系，他是复旦大学65年毕业的，我是北京大学66年毕业的，南北呼应；他对语言研究的三个平面很有研究，而我正好运用这一理论在研究现代汉语疑问句，因此，两个老乡“共同语言”比较多，不仅“臭味相投”，而且“酒逢知己千杯少”，一见面就交谈甚欢。印象最为深刻且难以忘怀的是那次在王府井附近一家饭店聚餐，关淦兄就挨着我坐，谈着谈着，不知什么因素触动了他的兴奋点，他忽然对我说：“敬敏，你不是写了好几篇介词、副词、语气词的文章，有没有兴趣编本汉语虚词词典啊？”我一听连忙推辞：“那个工程太大，我可不敢！”没想到施兄却执着地继续给我打气：“现在不行，将来也行啊！”我当时只好打个马虎眼：“那就以后再说吧。”没想到，施兄这个具有前瞻性的建议，悄悄地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头，一直没敢忘怀。一直到2012年，我居然申请到了一个国家社科项目“汉语虚词词典编撰的创新性研究及其实践”，就是想实现当年施关淦先生对我的提议以及我的承诺。今天，我能告慰关淦兄在天之灵的是，我主编的《现代汉语虚词新词典》十年磨一剑，即将杀青，并且已经跟商务印书馆签订了出版合同。四  在“现代汉语语法讨论会”上卧爬滚打    “现代汉语语法讨论会”开始于1981年，当时是由一批中年语法学家在吕叔湘和朱德熙两位先生鼓励和支持下举办的小型会议，两年一次，并出版会议论文集。后来由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研究室”跟《中国语文》编辑部联手举办，并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这个系列会议早期由饶长溶、徐枢、施关淦三位先生主要负责，从1994年苏州大学举办的第八届开始，改由张伯江、方梅负责。会议初期对与会者是点名邀请的，所以能够被邀出席的朋友是很荣幸的，因为这意味着学术界对你的一个认可。    我是1986年第一次被邀参与，会议地点在北京的八大处，吕先生和朱先生都出席了这次会议。除了陆俭明、邢福义、范晓、范开泰早就认识，在会议期间我还有幸结识了一批著名中年语法学家，例如李临定、孟琮、沈开木、龚千炎、刘月华、刘叔新、史有为、吴为章、徐思益等，可谓群星璀璨。记得那年被邀请的年轻人还有马庆株、尹世超、邹韶华、陆丙甫等人。我报告的论文是《形式与意义四论》。大概是因为第一次参加这样高层次的研讨会，我们年轻人个个都不敢贸然发言。一天会议下来，饶长溶、徐枢先生就亲切地问我们了：“你们怎么不发言哪？”大家都不好意思地笑了，他俩猜到了我们的顾虑，就给我们打气：“别怕！学术讨论，有啥说啥。”结果，第二天，我们就开始积极参与讨论了。会议开得很成功，与会者都感受到了活跃、开放、民主、平等的会议风格。休息时，我们在月洞口台阶上跟吕先生等前辈一起拍照留念，这张珍贵的照片，我一直保留至今，成为我永恒的纪念。    应该说“现代汉语语法讨论会”确确实实培养了许多语法学界的精英，好比是语法学界的“黄埔军校”，按第一次被邀请参会时间算，我应该算第四期学员。随着参会的次数和会议给我带来的收获日益增长，在我的内心深处萌生了一个愿望，我不能仅仅做一名积极的参与者，还应该为这一学术盛会出一把力。    机会终于来了！在即将举行第二十次现代汉语语法讨论会前夕，《中国语文》副主编方梅教授跟我联系，问我暨南大学能不能承办这次会议。说实话，我们早就答应过一次了，那是2006年上海财经大学举办的讨论会后，张伯江、方梅教授就征求过我的意见，我非常爽快地应承了，只是后来他们因故临时决定去延边大学举办，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还欠他们一次承诺。这样，在赵春利教授的支持下，2018年研讨会如期在花团锦簇的暨南大学举办，而且开得比较成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也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五  难忘的《中国语文》两次纪念会    《中国语文》创刊于1952年，对我国的语言学事业贡献极大，比如50年代的三次语法问题大讨论为语言学研究发展立下汗马功劳；60年代关于“语言”与“言语”的讨论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到了80年代初，关于“汉语语法教学系统”以及句子分析法的讨论，更是对语文教学有着特殊贡献。可惜，这些讨论活动，因为历史原因，我都没机会参与其中。但让我引以为荣的是，1992年的《中国语文》四十周年纪念会以及2002年的五十周年纪念会，我都有幸参加，并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40周年的纪念会，来了许多老朋友，作者、编者济济一堂。会议比较有朝气，晚上还举行联欢会。侯主编委托江蓝生先生和我组织节目，还兼做节目主持人。记得我们联系了不少精彩的节目，印象比较深的是上海师大的张斌老先生的京剧清唱，没想到平时看起来比较严肃的张先生，唱起京戏来，竟然神采飞扬，有板有眼，赢得满场掌声。江先生的主持也是轻松自然，妙语连珠。我和江先生虽然第一次充当节目主持人，竟然也配合的相当默契。表演结束，还举行交谊舞会，侯精一、赵世开等舞林高手纷纷下场献技，一时间，满场欢声笑语，中国语言学界的朋友们，在这充满友谊和激情的纪念会上，尽情享受着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起来的暖暖情谊。    50周年的纪念会在江西南昌大学举行。会后，编辑部为我们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组织大家去革命圣地井冈山。这可是大家多年向往的地方，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我们几乎人人都能背诵毛泽东著名的七律《井冈山》。记得那天春雨霏霏，我们一行来到黄洋界，那英雄纪念碑高高耸立在濛濛雨雾中，仰望间，我们的耳边似乎再次响起隆隆的炮声和此起彼伏的冲锋号，升腾起“当年鏖战急”的历史情怀。    这次会议人数远远超过了上一次，我再次见到了暨南大学詹伯慧先生和徐州师大廖序东先生等一大批著名学者，两位老先生思路敏捷，神采奕奕，谈笑间与我们一起登上了黄洋界，领略当年“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的壮志豪情。六  吕先生待我恩重如山    吕先生对我有恩。因为当年我把《汉语语法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寄给他，很快就收到了先生的亲笔回信，他对该书给予充分肯定，指出“取材宏富，分析细密，评论恰当，在近年出版的语法论著中不可多得。”这显然对我这个语法学界的新兵是个极大的鼓舞和支持。在1992年的《中国语文》40周年纪念会上，我终于有机会第一次跟吕叔湘先生相见，那次请教给我留下极其难忘的回忆。记得会议是在北京紫薇宾馆举办的，借中午休息之际，我非常有幸地得到允许，由吕老的嫡传弟子江蓝生先生陪同，去老人家的房间拜访了吕先生，并且表达了对他老人家真挚的谢意。应我的请求，吕先生和我合影了两张：一张是他坐在椅子上，我和蓝生兄分别站在老人家背后，还有一张是我单独跟吕先生的合影，这两张照片成了我极为珍贵的人生纪念（收录在我的《汉语追梦人》摄影集里)。吕先生尽管没有给我上过课，但我一直认为我是他的学生，特别欣赏他主张从语义切入去研究形式的语法研究理论和思路，我认认真真、反反复复读过他的文章和著作，尤其是《中国文法要略》以及《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从中汲取到了极大的启迪与收获。    更让我无限感慨的是，这次见面后不久，语言研究所正式发函，询问我是否愿意从华东师范大学调到语言研究所去工作。说实话，能够调入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工作和研究，我当然是非常向往的，但是由于家庭原因，我不得不婉言谢绝，对此，我一直感到某种难以言表的遗憾。直到过了二十多年，2019年我在广州见到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来讲学的陈平先生（吕先生的得意弟子之一），谈话间他突然提到吕先生当年要调我进京的事，陈兄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邵兄，你辜负了吕先生当年对你的期望。”听了陈平兄的“解密”，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这难道是真的？真的是吕先生的意思？那么，我当年的拒绝进京的决策到底是对还是错？如果当时我知道这是吕先生的意思，我也许真的会改变主意，那么，我的命运是否也会随之改变……当然，世界上是没有“如果”的。虽然阴差阳错，我还是深深感激吕先生对我的知遇之恩，提携之举。

    不知不觉，距离《中国语文》创刊五十周年纪念会，又是二十年过去了！坏日子一定是越过越慢，好日子总觉得越过越快。近几十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我们的祖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我们的汉语，包括汉语研究，正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我们的汉语梦正在实现之中。

    2022年来了，我们欣喜地迎来了《中国语文》七十周年！我作为伴随着这一杂志成长起来的同代人，为她感到骄傲！祝愿《中国语文》永葆青春！祝愿《中国语文》所有的编者、作者、读者年年丰收！岁岁如愿！！
左起：戴耀晶、张谊生、邵敬敏、范晓、陈忠敏、金立鑫

（拍摄地点及时间：江苏徐州，2012年）

本文来源：《中国语文》纪念文集（即将出版）

感谢暨南大学邵敬敏先生授权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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